□健康报记者 孙韧

　　《国民健康“十五五”规划》有什么鲜明特点？近日，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表示，《规划》进一步突出了国民健康的核心地位。《规划》的出发点是，面对人口老龄化、疾病谱转变、健康需求增长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，明确卫生健康事业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健康。

把国民健康作为主线

　　王虎峰认为，《规划》没有仅仅停留在行业发展层面，而是把国民健康作为贯穿全篇的核心线索来把握。

　　“这一变化背后，是对健康规律更加深刻的认识。”王虎峰分析，健康并不是单纯由医疗服务决定的，而是受个人生活方式、家庭环境、教育水平、就业状况、生态环境、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。《规划》吸收了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等研究成果，把个人和家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强调健康教育、健康生活方式和个人健康责任的重要性。

　　在王虎峰看来，《规划》进一步明确了预防与治疗、健康与医疗、治未病与治已病之间的关系。“我们经常讲‘无病防病、有病治病’‘上医治未病’，这些理念在《规划》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。”王虎峰说，医疗是维护健康的重要手段，但不是健康工作的全部。

　　从整个健康维护过程来看，医疗服务本身是三级预防体系中的一个环节。因此，《规划》强调医疗卫生发展方式从“以治病为中心”转向“以健康为中心”，把预防、治疗、康复和健康管理衔接起来。

　　“经过健康中国建设10年来的实践，全社会对健康优先的认识越来越深入。”王虎峰表示，“《规划》的创新，体现在整体定位、结构布局和发展逻辑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，呈现出一个以国民健康为中心、各方面共同维护和促进健康的全新格局。”

完善健康影响评估机制

　　《规划》明确，到2030年，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，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。“理解‘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’，需要科学的态度。”王虎峰分析，许多健康问题与卫生健康之外的领域密切相关，涉及生态环境、农业、市场监管、教育、交通、住房等。要实现《规划》提出的“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得到有效控制”目标，就必须从更广泛、更基础的健康影响因素入手，进行全方位干预。

　　“‘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’需要更加全面、更加长远的发展观。”王虎峰说，过去有些行业和产业的负面健康影响被忽视，这已经不适应健康优先发展的要求。不能走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“先损害、后补偿”的路子，而应在政策制定和项目实施之初就充分考虑其健康影响，从源头上减少和控制健康风险。

　　王虎峰表示，过去，针对一些重大政策和建设项目开展更多的是环境影响评价，但环境只是健康影响因素之一。今后，应当运用更加综合的科学方法，评估相关政策、规划和项目可能给健康带来的影响。“只有把健康要求嵌入政策制定、实施和评价全过程，‘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’才能从原则性倡导转化为可执行、可评估的制度安排。”王虎峰说。

　　“《规划》进一步奠定了健康优先的思想基础，使各部门、各行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，自身政策会对居民健康产生什么影响、应当承担什么责任。在这个基础上，需要从法律、行政和制度层面持续推进改革，完善健康影响评估、部门协同和责任落实机制。”王虎峰说。

推动个人更加注重主动健康

　　《规划》提出，到2030年，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。“过去一讲到健康问题，比较容易把责任归于政府、医院和医生，但很多健康风险与个人生活方式、健康意识和日常行为密切相关。”王虎峰说，强调个人健康责任，并不是减轻政府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，而是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。

　　对此，政府需要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、医疗保障和健康环境，社会需要创造有利于健康的条件，家庭需要发挥支持和监督作用，个人要主动学习健康知识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、参与健康管理。个人、家庭、社会和政府之间的责任分工，业已更加明朗。

　　仅仅明确责任还不够，能否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主动健康能不能真正实现的关键。王虎峰分析，现在的政策更多倡导个人主动维护健康，但在制度安排上缺少激励措施。王虎峰表示，倡导“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”理念，需要在制度设计上科学区分个人可以控制和难以控制的健康因素，在保障基本权利和制度公平的基础上，逐步建立有利于健康行为形成的激励机制。这样既能体现健康公平，也能引导个人主动承担健康责任。

　　“下一步，要在调动主动健康积极性方面继续加强政策设计。只有让个人能够主动维护健康，才能助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从‘以治病为中心’转向‘以健康为中心’。”王虎峰说。